一般提到亚洲第一个共和国,大家脑海中往往浮现的,是1912年辛亥革命后推翻满清政权,建立的中华民国。然而,早在1776年,华人在亚洲加里曼丹岛已经建立了一个名为兰芳共和国的政权,这正是华人首创的第一个共和国。而这一共和国的缔造者罗芳伯,和天地会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。
天地会以“以天为父,以地为母”的信条闻名于世,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其起源可追溯至清朝康熙年间。那时,福建南少林寺的一些僧侣积极参与反清复明运动,遭到清政府残酷镇压。康熙十三年,清军围剿南少林寺,屠杀了大批僧侣。在这场血腥镇压中,蔡德忠、方大洪等五位武艺高强者幸存逃脱,随后他们在陈近南的帮助下,组建了三合军,拥立明朝宗室作为领导,继续开展反清复明斗争。然而,由于实力薄弱,很快便被清政府再次镇压。失败后,他们将反清行动转变为秘密结社,这便是天地会的雏形。
展开剩余86%天地会在传播过程中,以福建和广东两地最为盛行,甚至被广泛认为是天地会的发源地。到了雍正朝,清政府实行高压政策,民间秘密结社和起义活动层出不穷。罗芳伯出生于闽粤一带,性格豪爽,结交了众多绿林好汉,深受他们的思想影响,因而加入了天地会。不过,他并未抱有推翻清政府、复明的大志。
罗芳伯身手不凡,胸怀抱负,他的初衷其实是通过科举考试,考取功名,为朝廷效力立功。可惜的是,34岁的他屡次科考失利,仕途前景日渐黯淡。虽然明白大器晚成的道理,但他急于有所作为,难以再等待。1772年,罗芳伯带领一批客家青年,漂洋过海,抵达婆罗洲西部的坤甸。此行注定充满艰险,因为自明朝以来,官方便实施海禁政策。尽管后来有所放松,但康熙年间因台湾问题又重新加强海禁,不允许百姓出海,沿海居民更被迁往内陆。
虽然郑氏后人归顺清廷后,海禁略有松动,允许部分海上贸易,但出国或移居海外依然被视为大不敬之举。明清时期,闽粤地区人口迅速增长,1626年时广东、福建人口分别达414万和553万,土地贫瘠,生计艰难。许多百姓选择出海谋生。更何况,在罗芳伯出发前,婆罗洲传来金矿发现的消息,这极大地激发了他的远行决心。
抵达婆罗洲后,罗芳伯发现已有几批华人先行来到这里,但大多数生活依旧困苦。这些先到者或在乡村种植稻米、胡椒,或在山区开采煤矿,生存环境极其恶劣。虽有数十名华人在村落中开采金矿,但彼此分散,规模小,未能形成合力。生活虽略好于农村和山区的苦难,但远非罗芳伯所期望的富足生活。他不愿带领同乡们长途跋涉后仍过着贫困日子,决心彻底改变现状,带领华人走向富裕。
罗芳伯个头魁梧,讲义气,迅速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。他决定组建“采金公司”,开展黄金开采。但要在恶劣环境中立足,首要问题是如何团结人心。尽管已有不少追随者,如何壮大队伍、将伙伴紧密团结,是他必须首要解决的难题。
罗芳伯虽有才干,却不可能用现代管理理念来运作,只能借鉴天地会的传统经验。天地会崇尚朴素平等和互助共济精神,这正符合罗芳伯的需求。于是他很快成立了一个“兄弟会”,作为天地会在海外的分支机构。
在罗芳伯的努力和与当地人的合作下,采金事业迅速发展,极大提升了当地华人的生活水平,也让他的声望日渐高涨。随后,他兼并了其他几个小金矿,实力大增。即使是当地土著提到罗芳伯,也无不敬重肃然。
然而,财富的增长也带来了更严峻的挑战。岛上的治安极为混乱,复杂的人口结构使得法律形同虚设。土匪、海盗、地方恶霸,以及其他开矿的华人势力,都成了罗芳伯的对手。身处四面楚歌的境地,罗芳伯选择团结其他华人,建立“同乡会”,扩展势力,同时联合婆罗洲苏丹,共同剿灭匪患海盗,击退潜在竞争者。
此时的罗芳伯既有财富又有权力,声势极盛,许多当地人纷纷归附他。他借此成立了更大的组织——兰芳公司。在封建社会背景下,人们常以“义结金兰”结交,天地会尤其崇尚义气。兰芳公司的命名,寓意延续天地会传统精神。内部成员通常称呼罗芳伯为“大哥”,这也源自天地会的习俗:“歃血为盟,结党营私,不拘年龄,推贤任能,以大者为大哥”。
但在对外场合,罗芳伯被尊称为“大唐总长”或“大唐客长”,象征他是所有海外华人的领袖。1777年以后,兰芳公司管理的领地和人口规模已远超一般公司,罗芳伯遂将其改组为“兰芳大总统制”共和国。
兰芳共和国鼎盛时,国土面积超过当今韩国六倍,居民大多来自闽粤地区,讲广东话,经济昌盛。当地人尊称罗芳伯为“坤甸王”,但他本人对此称号并不感兴趣,虽渴望建立功业,却从未有过割据称王的念头。同期其他海外建国者多称王,唯独他未曾如此,或许是受天地会理念影响,或是对故土怀有深厚感情。
颇具趣味的是,罗芳伯曾亲访雅典,考察其民主政治。回到婆罗洲后,他参考雅典政治体制,制定了兰芳共和国的规章制度。在当时普遍遵循世袭家天下的封建思想下,他大胆提出历任领导不得将职务世袭,地方官员须经公众选举产生。罗芳伯生前也恪守此规,将总长之位传予具备才德的江茂伯。
这让人联想到三皇五帝时代的禅让制,兰芳共和国实至名归地体现了“共和”精神。尽管兰芳共和国在罗芳伯治理下繁荣,但他心中始终有个未竟的梦想——重归清朝怀抱。
建国初期,罗芳伯便希望将兰芳共和国纳入大清版图,派使者前往清朝,请求乾隆皇帝赐予“合法”身份,成为清朝藩属国。然而,骄傲自负的乾隆皇帝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,反而视其私自出海为“天朝弃民”,拒绝接见使者,仅派属下敷衍了事。乾隆皇帝的短视和傲慢,令罗芳伯大失所望。
未获清政府认可,成为罗芳伯终生痛苦的心结。临终前,他多次叮嘱继任者必须保持对大清的忠诚。罗芳伯表面上忠诚清廷,实则是为确保兰芳共和国能延续生存的策略。
当时东南亚局势并不平静。1596年,荷兰人入侵印尼,建立殖民地,逐渐蚕食周边岛国。1740年荷兰人在爪哇大规模屠杀华人,史称“红溪惨案”,近万人惨遭杀戮,生还者寥寥。清政府对此冷漠,甚至指责华侨是“内地违旨不听召回之辈”,任其遭受杀害,冷眼旁观。
此态度令海外华人心寒。但罗芳伯曾游历西方,深知兰芳共和国实力有限,无法抵挡荷兰入侵,唯有依赖清政府的震慑力方能保基业。尽管清政府科技和军力日渐落后,但在亚洲区域仍属最强。
尽管早期请愿未获回应,罗芳伯仍不放弃,持续派使者求和,最终获得贸易许可。虽非正式承认,亦令罗芳伯看到了希望。他们通过宣称兰芳共和国为清朝属国,试图提升自身地位,震慑荷兰。此举虽短暂奏效,但并非长久之计。依赖外力而不自强,终难维持独立。
1840年后,清政府腐败无能,在对抗西方列强中节节败退。荷兰人见势,开始逐步侵入兰芳共和国。虽然总长职位仍需国内选举,但继承权却需荷兰认可,主权逐渐流失。
总长试图在国内抵抗,并向清政府寻求援助,但清朝已顾不上这些边远藩属。无外援、无实力,兰芳共和国终难逃厄运,1884年被荷兰强行解散。初时荷兰碍于清政府尚存,未直接建立殖民地,而是扶植傀儡政权,观察清廷态度。可惜清政府无动于衷。
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,清政府惨败于日本,荷兰人更不把清廷放在眼里。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,荷兰彻底吞并兰芳共和国,这个亚洲首个华人共和国宣告终结。
在陌生环境下,无外援、无合法身份,面对四面敌视,从一小团体成长为一个国家,虽最终覆灭,但其勇气与精神,至今令人敬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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